在工伤事故处理实践中，雇主往往倾向于与受伤劳动者通过私下协商达成赔偿协议，而非严格遵循法定工伤认定程序。这一现象背后交织着复杂的法律考量与经济动因，折射出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环节面临的现实张力。
从法律程序视角审视，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程序具有周期长、环节多的特点。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完整的工伤处理流程需经历申请、受理、调查、认定、鉴定等多个阶段，常持续数月乃至更久。雇主选择私了，实质是规避程序性耗时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包括行政执法介入可能引发的行政处罚、工伤保险基金追偿以及后续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特别是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更需直面全额承担法定赔偿的财务压力。
经济成本核算构成关键驱动力。法定工伤赔偿包含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待遇、伤残津贴等多项支出，若造成伤残还需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而私下协商常以“打包价”形式出现，总额往往低于法定标准。雇主通过一次性支付，既能控制支出总额，又能避免后续可能出现的护理依赖、旧伤复发等长期赔付责任。这种“一揽子解决方案”对中小企业主尤具吸引力。
证据固定与责任规避的博弈亦不容忽视。工伤认定以劳动关系确认为前提，实践中建筑、餐饮等行业普遍存在用工不规范现象。雇主通过及时私了，可防止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进一步收集考勤记录、工资凭证等劳动关系证据。同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需承担举证责任，在缺乏规范管理制度的企业中，雇主常面临举证困难的风险，私了成为转移举证风险的策略性选择。
社会关系与文化心理因素产生潜在影响。在熟人社会氛围浓厚的劳动环境中，劳动者可能因顾及情面或担忧职业声誉而接受协商。部分雇主则利用劳动者法律知识欠缺、经济压力大等弱点，以“快速拿钱”为诱饵促成不对等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达成私了协议，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劳动者仍可在法定期限内主张撤销权。
制度衔接的缝隙客观上提供了操作空间。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在计算标准、支付主体等方面存在差异，部分雇主利用劳动者对制度的不熟悉，将本应由基金支付的待遇转化为企业直接赔付，从而降低自身保险缴费基数或规避保费追缴。这种转化实质上将社会风险转移回个体层面。
深层观之，这种现象暴露出工伤预防机制的薄弱。雇主选择事后补偿而非事前预防，反映出现行制度对安全生产投入的激励不足。2018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修订《工伤保险条例》征求意见时，已有学者建议建立浮动费率与事故历史挂钩的强化机制，但实践中保险费用与风险程度的关联度仍有提升空间。
从劳动者权益保障角度看，私了协议虽能快速解决争议，但可能掩盖职业安全隐患，使其他劳动者面临相同风险。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逐渐形成对私了协议的审查标准：除审查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外，还关注用人单位是否利用优势地位、劳动者是否获得专业法律咨询等要素。
长远而言，减少非规范私了现象需多维治理：简化工伤认定程序以降低制度性成本，强化工伤保险扩面征缴的执法力度，完善劳动监察主动介入机制，同时通过普法宣传提升劳动者权利意识。只有当法定途径的成本低于私了成本、预期收益高于私了收益时，理性雇主的选择才可能真正回归法治轨道。
工伤纠纷的解决方式选择，本质上反映了法律规则与现实执行之间的平衡艺术。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双重目标下，如何构建高效、公平的工伤救济体系，仍需立法者、执法者与市场主体共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