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诈骗行为的认定并非仅凭主观感受，而是依据严谨的法律构成要件进行判断。我国刑法对诈骗罪有着明确的规定，其核心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此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从而导致财产损失。这一系列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诈骗行为的法律轮廓。
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意味着行为人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履行承诺或承担义务，其根本意图在于将他人的财物据为己有。例如，在合同签订之初便无履行能力且无后续履行意愿，却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收取投资款，其主观目的便符合非法占有的特征。这与一般的民事违约或经济纠纷存在本质区别，后者可能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无力履行，但缺乏非法占有的直接故意。
在客观行为上，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虚构事实是指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情况，如谎称拥有某稀缺项目的独家代理权、伪造国家机关批文或提供虚假的产权证明等。隐瞒真相则是指有义务告知真实情况而故意不予告知，例如在出售车辆时隐瞒重大事故记录，在募集资金时隐瞒公司已资不抵债的状况。这些行为共同的特点是扭曲了客观事实，破坏了信息真实性。
关键在于，上述欺骗行为必须足以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是指对财产处分相关的关键事实产生了不符合真相的理解。司法判断通常以一般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为标准，审视欺骗内容是否具有使他人上当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的言辞明显夸张、违背常理，常人稍加辨别即可识破，则可能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但可能涉及其他违法。
进而，被害人基于此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了自己的财产。处分行为包括交付财物、支付款项、免除债务、转移产权等任何导致财产减损的法律行为。这里的“自愿”是受蒙蔽后的非真实意思表示，与真实知情下的自愿截然不同。处分行为与错误认识之间需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即如果没有该欺骗行为，被害人就不会作出该财产处分。
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必须造成了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客观结果，且通常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或情节严重。财产损失不仅包括直接的经济损失，也包括财产性利益的丧失。数额大小和情节轻重是衡量社会危害性、区分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重要依据。
诈骗并非一个泛化的道德指责，而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法律概念。它精准地勾勒出一幅由非法占有目的所驱动，通过欺骗手段扭曲他人认知，进而非法取得财物的行为图谱。公众在防范诈骗时，应着重审视对方承诺的真实性与可行性，核查关键信息的来源，对于违背市场规律的“高收益”保持警惕，从而在复杂的经济活动中更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远离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