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立案是启动刑事追诉的首要环节，其不仅关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直接影响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明确规定了不予立案的情形，为侦查机关审查案件材料、决定是否启动刑事程序提供了关键法律依据。该条款指出，对于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以及具有其他法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应当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并将理由通知控告人。这一规定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彰显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从立法本意来看，第一百一十二条旨在过滤那些不符合刑事追诉条件的案件，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防止公权力对公民生活的过度干预。在实践中，不予立案的适用需严格把握实体与程序双重标准。实体上，必须确证“没有犯罪事实”或“犯罪事实显著轻微”。前者指经过初步审查，证据材料无法支撑犯罪构成要件的存在；后者则指行为虽具备形式违法性，但社会危害性极小，未达到刑事处罚的必要程度。程序上，侦查机关需履行告知义务，向控告人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并告知其享有申请复议或向检察机关提出立案监督的权利，以此保障控告人的程序参与权。
司法实践中不予立案决定的作出常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由于立案阶段证据材料有限，侦查人员对“犯罪事实”的初步判断可能存在偏差，容易将本应立案侦查的案件错误排除。另一方面，个别案件中，办案人员可能因外部压力或内部考核等因素，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损害司法公正。完善监督机制至关重要。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能在此显得尤为关键，通过审查不立案理由的合法性、必要性，可以有效纠正不当决定，维护法律统一实施。
不予立案制度与公民权利救济紧密相连。控告人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时，可通过申请复议、请求检察机关监督或提起自诉等途径寻求救济。这些渠道的设置，不仅平衡了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也强化了司法公信力。尤其在涉及经济纠纷、邻里冲突等轻微案件中，不予立案能够引导当事人通过民事、行政等非刑事途径解决争议，促进社会矛盾多元化化解。
展望未来，应进一步细化第一百一十二条的适用标准，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明确“显著轻微”等模糊概念的界定，减少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立案审查的透明度，让不予立案决定的过程更可追溯、理由更充分。唯有如此，才能在不予立案制度的实施中，既坚守罪刑法定底线，又实现司法效率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不予立案规定，是刑事程序法治化的重要体现，其正确适用关乎司法权威与社会和谐。在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持续完善该条款的实践机制，对于构建精细化、人性化的刑事司法体系具有深远意义。
